B体育鉴于当今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如何激发员工的环保行为成为了各界关注的话题。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B体育从主动的视角来探讨人们在空气污染情境中产生消极情绪后的积极应对行为。运用经验取样法，对68名在职员工进行了为期14天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1）个体每日因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正向影响每日的工作场所环保行为；（2）风险感知和环保激情在个体因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与工作场所环保行为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3）调节焦点调节了个体每日因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对每日的工作场所环保行为的影响，防御焦点弱化二者间的关系，而促进焦点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1YJA630018）；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21DTR05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QNTD202003）；研究生学术新人计划项目（2021XSXR01）的资助。
近年来，空气污染对人们生活和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备受关注（Huang et al.，2014），其在工作场所的影响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一方面会导致攻击行为（Berkowitz，1983）、员工偏离行为（Rodell&Judge，2009）等消极工作行为的增加（Gong et al.，2020），另一方面还会通过缺勤率攀升，注意力分散等过程导致工作效率下降（He et al.，2019）。然而，较少研究从主动视角探讨人们在空气污染情境中的积极应对过程。事实上，当人们经历消极情绪时，他们除了发泄，还会更理性地通过自身努力做出改变，以便从根源上解决导致消极情绪的问题。基于该逻辑，我们认为当人们在空气污染中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后，他们在工作中会更加倾向采取有利于环保的行为。
此外，以往研究多把空气污染直接作为关注对象，少有研究基于动态视角关注空气污染事件所触发的消极情绪对人们工作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当暴露于空气污染之中，焦虑、压力等消极情绪是人们更直接的反应（Mehta et al.，2015）。情感事件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某一事件所触发的消极情绪对人们的积极应对行为有更强的预测作用（Berkowitz，1983）。据此，本文认为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negative emotions caused by air pollution），即由空气污染引发的心情低落以及陷于不愉悦境况的主观体验，是激发人们采取积极应对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Johnson，2012）。因此，B体育为丰富人们对空气污染背景下工作场所情绪和行为机制的认识，本研究将以情感事件理论为整体框架，构建动态模型探讨以下研究问题：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是否、为何以及何时会促进工作场所环保行为（如图1）?
根据情感事件理论（Weiss&Cropanzano，1996），当某一事件让人们经历强烈的情绪感受时，这种情绪感受会对行为产生直接的驱动影响。在空气污染情境中，每天不同的空气质量会让人们经历不同水平的消极情绪（Watson et al.，1988）。相较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对个体的工作行为有更强的影响。当人们经历消极情绪时，他们更有可能采取特定行为来降低消极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Rusting&Dehart，2000），这是因为消极情绪促使他们产生更为强烈的解决问题动机（Spector&Fox，2010）。本研究把工作场所环保行为（workplac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定义为员工在工作中表现出的有助于保护环境的日常行为（Kim et al.，2017）。当个体面对空气污染加剧时，消极情绪会促进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更注重环境保护，进而自发地采取有利于环保的日常工作行为。由此，我们提出：假设1：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正向影响个体日常工作场所环保行为。
情感事件理论认为，某一事件触发的情感反应还可通过判断驱动行为这一过程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Weiss&Cropanzano，1996）。根据该理论，我们认为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还会通过认知和动机两个过程传递到员工的工作场所环保行为上。
认知过程主要来自人们对空气污染危害以及威胁程度的判断，本研究把这种判断定义为空气污染风险感知。当个体在空气污染情境下，他们会对这种污染的危害及威胁程度产生主观感知与评估（Slovic et al.，1979）。研究表明个体对于某一事件的消极情绪会让他们变得更加保守谨慎，B体育进而对该事件做出更加悲观的主观评估和判断（Fredrickson&Branigan，2005）。据此，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水平越高，个体对空气污染事件的风险感知水平越高。
动机过程主要体现在人们在空气污染情境中采取环保行为的倾向，我们将其定义为环保激情。激情是指个体对一项感觉重要的活动所具有的一种强烈的倾向或意愿（Vallerand，2012）。从动机属性来看，环保激情属于一种自主性动机，是个体主动开展环保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Robertson&Barling，2013）。Govindarajulu和Daily（2004）发现个人的内在动机与其改善环境的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当个体产生环保激情时，会把环保活动视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一部分，发自内心地想要帮助组织做一些环保的事情（Afsar et al.，2016）。据此，环保激情越高，员工越有可能在工作场所开展环保行为。
此外，在对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认知和动机之间也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当个体对某一负面事件具有较高程度的风险感知时，他们会产生强烈的动机来减少由该事件带来的威胁或危害（朱慧等，2014）。据此本文推断，当个体对空气污染事件产生强烈的风险感知时，会激发个体解决或改变空气污染现状的动机，产生环保激情。具体地，风险感知越高，环保激情越强烈。进一步地，随着情绪这种主观体验的起伏和变换，个体的认知和动机过程也会动态地发生变化，从而传递到行为。因此，本研究认为在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驱使下，人们会在认知层面更关注空气污染带来的威胁，从而产生较高的空气污染风险感知，这种风险感知能够从动机层面激发他们的环保激情，进而在日常工作中实施环保行为。由此提出假设2：空气污染风险感知和环保激情在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与环保行为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即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能够顺序地通过空气污染风险感知、环保激情的链式中介对个体的工作场所环保行为产生促进作用。
情感事件理论认为个体特质是影响从事件情感反应到态度行为这一转化过程的重要边界条件，B体育据此本研究引入特质调节焦点（trait regulatory focus）。人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存在两种自我调节倾向，一种是通过进取的方式来实现成功即，促进焦点，另一种是通过回避的方式来避免失败或远离痛苦，即防御焦点（Higgins，B体育1997）。作为认知、动机和行为自我调节过程中的重要驱动因素，特质调节焦点会影响个体在空气污染情境中的情感、认知及行为应对机制。促进焦点往往会伴随着较高的发展需求，促进焦点较高的个体对于实现抱负、取得成就有较高的渴望（Higgins，1997）。对这些个体而言，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会提升他们对空气污染风险的主动评估与判断，并激发他们以更为积极的方式来应对空气污染，如在工作中产生较为强烈的环保激情。相反，促进焦点较低的个体由于缺乏对理想与抱负的追求，在空气污染情境中经历消极情绪时更可能以被动应激方式做出回应，而不会积极开展环保活动。防御焦点则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安全需求，防御焦点高的个体更为重视安稳与保障（Higgins，1997）。对于防御焦点较高的个体而言，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更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回避策略防止自己受到损失，通过“判断驱动行为”这一过程激发环保激情和行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由此提出假设3：促进焦点不仅可以强化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与空气污染风险感知之间的正向关系，而且还能增强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通过空气污染风险感知、环保激情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工作场所环保行为的促进作用。假设4：防御焦点不仅可以弱化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与空气污染风险感知之间的正向关系，而且还能减弱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通过空气污染风险感知、环保激情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工作场所环保行为的促进作用。
由于个体的情绪和行为在每天存在显著的变化（张昱城等，2019），本研究采用了有助于揭示个体情绪和行为动态变化过程的经验取样法，研究样本来自于我国中部某工业省份的省会城市某财经类大学的MBA学生。
我们在12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向84名被试发放了人口统计学信息与特质调节焦点的评价问卷。此轮调查共收回68份数据，回应率为80.95%。随后进行了连续三周的跟踪调查，对当日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空气污染风险感知、环保激情与工作场所环保行为作出评价。最终在14个工作日中（其中1月1日为法定假日，没有收集数据）共获得869份每日观测数据。根据Bolger和Laurenceau（2013）的建议，本研究剔除了填答不足5天的被试所填写的问卷数据。最终，本研究从62名参与者那里获得总共785份每日数据，有效回收率为90.33%。
特质调节焦点。采用Zhao和Namasivayam（2012）的量表，共18题。促进焦点例题如“我经常在想如何实现我的抱负”。Cronbachs α=.89。防御焦点例题如“我小心翼翼地避免生活中的负面影响”。Cronbachs α=.86。
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采用Liu等（2007）的量表，共3题。例题如“今天的空气污染状况令我焦虑不安”。Cronbachs α=.98。
空气污染风险感知。采用Homburg和Stolberg（2006）的量表，共4题，例题如“今天我担心空气污染会对我的健康产生影响”。Cronbachs α=.97。
环保激情。采用Robertson和Barling（2013）的量表，共3题，例题如“今天，我对环保活动充满热情”。Cronbachs α=.86。
工作场所环保行为。采用Lu等（2017）的量表，共3题，例题如“今天，我向领导提出了一些在工作中进行环境保护的建议”。Cronbachs α=.93。
